通过在北京的接触，李大钊对毛泽东非常嚣重，据肖三《五四运动回忆录》载：李大钊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李维汉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也认为：在北京大学和接近北大的先进青年，“他们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在五四前夜就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因而在“新民学会会员中，毛主席、蔡和森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最早。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在李大钊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108、110页）

一九一八年七月，毛泽东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上发表自己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国内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时，“大钊同志对这篇文章非常重视，于十二月间写的题为《大联合》的短论，也运用了民众大联合的主张。”（《李大钊传》第72页）显然，这是李大钊对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的有力支持，是对毛泽东这种新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充分肯定。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为了推动湖南反军阀的革命运动，毛泽东代表新民学会又一次来到北京。他到北京大学看望李大钊。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并向他介绍了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情况，介绍了许多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李大钊传》第86页；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文，《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415页；黄真、姚维斗《李大钊的故事》第38页）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到了一九二O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34、41页）可见，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是与李大钊的直接帮助分不开的。

毛泽东第二次在北京期间，还和李大钊等专门讨论过组织赴俄勤工俭学的问题。一九二O年二月，毛泽东在北京写给陶毅的信中就说：“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李大钊年谱》第174页）这就表明，毛泽东和李大钊当时都向往着列宁领导下的苏联，热切地期望有更多的青年志士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学习革命经验。